从大二开始，我就不再流连于校园里的时光。尽管和京城媒体圈这个毁人不倦的染缸相比，南开大学里的每一帧图片，看起来都是如此的干净、纯粹。
20XX年9月11日，过去三年里我难以忘怀的一天。早上有课，我和同学在教室里百无聊赖地恭候任课老师大驾光临，如常地闲扯、嬉笑，直到学习委员过来，不动声色地把我拉了出去：“上学期你的政治经济学挂掉了。”而那年，在不考虑这门意外的情况下，我本可以尝试着伸手碰碰那份被世俗而盲目地夸张为大学生涯价值评判标准的奖学金。
于是，那天也成为我这21年来最不堪回首的中秋节。尽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极力避免在陌生人面前提起那次沉痛的打击，但今天想来，我依然难以想象，自己曾经如何在那样的心理高压中度过漫长的18个小时，直到凌晨才在惴惴不安中精疲力竭地睡去。
此后我尝试着用成绩来弥补犯下的过错。我辞去了校内一些看起来颇有“晋升潜力”却实际上毫无意义的职位，开始安心地做那些符合传统高校价值观的事情——上课、念书、做习题，然后再进入下一轮枯燥的循环。是的，尽管我对这样了无生趣的生活方式深恶痛绝，但至少还是从颇为可喜的习题正确率里聊以自慰地找到了一些或多或少的成就感。
但在期末考卷下发后的一分钟里，我意识到了这半年已全然枉费。和复旦习题集里那些妙趣横生的案例题型相比，我们依然在沿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考试方法，用对课本词条和段落文字的强记程度来衡量学生掌握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
不得不承认，对于我这样从小就不能完整连贯地背诵《董存瑞》和《黄继光》的理科生而言，要强迫自己去匹配身处的这套价值评估体系未免过于理想而极端。
索性，从大二下学期开始，我决定做自己喜欢做的和该做的事情。我没有让大一的惨剧重演，但我也没有再对来自校方的奖励寄予过任何期望，成绩不高不低，算是能向家里交得了差。同时，我开始看自己喜欢看的书报杂志，写自己喜欢写的文字，想自己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20XX年4月3日，我开始写自己的blog，简而言之，就是网络日志。一年之后，哈佛大学传媒中心的记者问我：“你为什么开始写blog？(Why did you start blogging?)”“因为可以与朋友或陌生人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想法( ‘Cuz I could share my ideas with friends and strangers online.)”是的，动机只是如此简单。
和所有人一样，我开始在那块空间上写些鸡零狗碎的事情，顺便贴上随手拍到的图片。在现在看来，内容显得粗糙而随意，但托自幼成长于出版大院的福，文字还算是简单易读，版式和图片的选取也算是不过不失——尽管我总是付之一笑，但很多好友总是向我提及：“当时总觉得你会去做媒体”。
人生中的许多选择总是令人费解，同时又显得顺理成章。第一次去《经济观察报》开选题会，王晶问我，“学金融的怎么跑来做记者了？”“我看了四年经观了，品牌依赖太强。而且至少做的是财经记者，也不算把专业全给扔了吧。”回答的时候想，如果做的真不是财经记者，估计老妈会打个电话来，把我骂个狗血淋头：“你在南开三年都学什么去了？！”
去年的一天，闲极无聊上网测字，程序说我“命中多有贵人相助”。我这人不信命，但现在能够为自己喜欢的品牌工作、为自己的理想打拼并体会成长的快乐，确实应该感谢这些通过blog与我结识并以开放的胸怀来帮助、提携我的前辈。
方军是《经济观察报》商业评论版的编辑，按照公司治理的结构，应该算作我所在部门的主管。现在问起，他已经记不得是怎么找到我的blog了。翻箱倒柜，发现他的首次留言是跟在一篇纸媒评论的后面。
那是12月13日，寒假将至，我正想着能否利用一个月的时间进行短期实习。当然，也没忘记给《经济观察报》人力资源部去过两封E-mail。后来才知道，各个公司的HR信箱其实根本都无人过问，无果而终也是理所当然。泥牛入海自然心有不甘，就又按照方军留下的地址发了封邮件。翌日得到回复：“如果明年暑假想来实习，非常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