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语言的炼狱中煎熬，自卑使我精神上痛苦不堪，什么时候才有出头的日子？我一次次地拷问自己。我像一个语言的逃犯，在经历无数次东躲西藏之后，疲倦了，真的累了。如果说人生是爬山，我就是在背着沉沉的包袱赶路。
我的记忆力平平，随着年龄增长许多事情渐渐淡忘了，可是，该死的记忆偏偏对语言经历记得分外清晰。我可以记住从三四岁记事以来，有关讲话的所有失败情形。这些记忆叠加起来，就是一层意思：我是一个语言侏儒。
工作以后，我仍然一次次躲避当众说话的场合。在机关，我成了一个平庸的人，幸好会写文章，不然饭碗难保。在公众常规的价值判断标准中，能说会写，一直是有才华的简单模式。我在县委办工作了10年，靠写得一手好材料，靠肯干事，我从秘书、科长做到了办公室副主任。将近而立之年，在小县城做了一个不大不小的 官 ，最让我烦恼的仍然是要命的发言，有人不咸不淡地说，他能当好行政领导？言下之意，一个连文件都读不好的人，能有多大本事？
怕什么，来什么。一天，县委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县委书记突然叫我念一个文件，我措手不及。往常，在可以预见的情况下，我会提前安排一个人来读，现在来不及了，我只好硬着头皮念。会议室很安静，静得可怕，我的灵敏的耳朵能分辨出每一个人的呼吸。我眼睛在看文件，耳朵却在满屋子捕捉信息，判断肯定还是否定。大约十分钟时间，我磕磕巴巴读完了，眼睛里已经看不到任何人，感觉好像掉进了冰窟窿一样。第二天，有人无意中转述一位领导的评价， 怎么像是感冒了 。
我真的感冒了，不过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的。或许，我真该寻医问诊了。
捅破窗户纸
我开始留意身边的人和事，发现不少人讲话或多或少都有问题。比如，有人讲话慢吞吞，叫人听了急得不行；有人读文件有时也跳过不少绕口的字，在不该停顿的地方停顿等等。生活中真正口才特别好的人凤毛麟角，但是像我这样对当众说话特别恐惧的也为数不多。
我怎么会那么害怕当众发言呢？那么在乎外界的反应？横亘在面前的拦路虎，我下决心战胜它。可是，长时间的心理习惯又非常顽强。在晚上和节假日，我大量读书。模仿会议发言用录音机录下来，对着镜子练习。甚至，我受一位名人青年时代矫正口吃的做法启发，在嘴里放石子，早晨独自到远离人群的郊外，发疯般地一遍遍练习。
很快，我变成了一个两面人：一方面在单位沉默寡言；另一方面又在背地里拼命练习说话。在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干了三年，我又被任命为县直机关负责人。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这个位置是典型的玩笔杆子、耍嘴皮子的，我能行吗？上任后的第一次大会，是我作报告，念写好的稿子。我念得很慢，中间还有不少字读不出来，只好跳过去，尽管发言不够精彩，但是，我毕竟不再像以前那么恐惧。会后，一位领导问，你的稿子念得怎么供不上耳朵听？我的一个远亲也说，你当了那么多年的干部，讲话水平真一般。
有句俗话，有什么不在乎什么，缺什么却最想要什么。我偏不信邪，渴望自己能成为一个口若悬河的演说家。这么多年来，我采取逃避战术，自己为自己挖了一个战壕，躲进去，显然这不是一个好办法，即使下功夫苦练，口才有了提高，但是忽视对自己心理的训练，还是没有办法克服心理障碍。窗户纸一旦被捅破，前面的路就变得清晰起来，我想借助科学方法加以训练，于是我来到省城一家语言矫正中心。
一周的强化训练之后，我掌握了初步方法，知道了在语音、语调及气息调整等方面的技巧，更重要的是我系统了解了当众说话的心理障碍的成因和矫正办法。要想不紧张，必须克服爱面子、怕出丑的心理。我开始经常参加一些活动，迫使自己讲话、发言，通过一次次 走场 ，建立一种崭新的心理反应机制，培养一种正常的语言习惯。我积极要求到基层工作，在一个新的环境中，为心理脱敏，对语言进行重塑。
在那两年中，我开始战胜心魔，去掉二尺长的面子，战胜自卑。与农民打交道，心里没有压力，给基层干部做报告，感觉很放松，一个全新的语言环境，一种从未有过的愉快体验，一次次成功积累，一次次自信打造，我像蚕出茧、蝉蜕壳，性格变了，精神变了，语言当然也变了。